或许谁也没能想到，哪怕我天天在和安迪学经济学，但鉴于上班的硬性要求，每天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就是所有狱警的顶头上司哈德利。
在那天之后，哈德利几乎是在躲着我走，即使是工作上的被迫会面也没了从前青眼有加的亲近，而我对此则接受良好，不管他和同事们用怎样的眼光看过来，我都能保持着最开始的状态，懒懒洋洋，有些狗腿，沉迷看书。
最终，在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同事们终于确定了所谓的同性恋传言只是诺顿的臆想和不知道哪个小子捕风捉影的告密，他们大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世界上绝对没有莱斯利这么正常的同性恋。
是的，在直男眼里的同性恋无外乎那个样子，娘娘腔，翘着小拇指，穿着女性的服装拥有女性的举止甚至还会去试图用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就像埃纳尔·韦格纳[1]那样，他们甚至会说埃纳尔·韦格纳的死亡就是上帝的审判，主绝不会允许那样一个疯子长长久久的带领更多疯子去奔往一条更加疯狂的道路。
我无可避免的和他们一起笑，去解释为什么被诺顿审问的时候自己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哈德利。
“他是个好长官！而且要知道，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我高声说出自己的解释，环视了一圈坐在身边打算来撬些茶余饭后话题的同僚，眉梢一挑，补充道：“可能比他老婆和他在同一张床上睡的时间还要长！”
哈德利听了这话瞪起眼睛，作势要抄皮带来抽我，我连忙从凳子上蹿下去，躲在理查·高亚身后用浮夸的语调咏唱似的喊道：“哦——哈德利——亲爱的哈德利——”
于是所有人又都哄笑起来，连洗衣房机器的震天工作声也压不住冰桶带来的凉爽和蓝带啤酒清透的麦芽香气。
但在欢乐过后，当我一个人回到图书馆的时候，却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只有我自己清楚，在诺顿要我念出那句话时，我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人跟哈德利没有半根汗毛的关系。那是蓝碧玺一样的眼眸，目光深邃色泽却清澈，每当阳光停驻在上面会呈现出湖蓝一样静谧的纯粹，他的睫毛很长，会在浮光中投下细碎的阴影，而那点阴影总能在不经意的时候紊乱我的心思。
安迪·杜弗兰。
老布的鸟发出一声近乎突兀的啾声，等我再次回过神时，纸上已经是他的肖像画了，从嘴唇略微上翘的弧度到鬓边发丝的走向，精致细腻，一分不差。
我闭上眼睛，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这只毫不怕生的鸟已经长出了羽毛，只是和成年的鸟相比还不大丰满。它扑腾起翅膀，摇摇晃晃的飞上我的肩头，停在远离那根烟的位置，歪着脑袋用左边的眼睛看了会儿画，又偏过头用右眼看。
“像吗？”我吐出一口呛人的烟雾，低声问他，那鸟从来不会买人的面子，立马嫌弃的飞走了。
笑意于是从肺腔里顺着劣质香烟氤出的薄雾漫上来，我抬起眼睛望向摆了金光菊的窗口。夜风从窗户外灌入，在1949年的深夜，宇宙和我所身处的时代一样烂漫而辽阔，每一缕星光都是穿越了几亿年而来，即使图书馆劣质而昏黄的灯令我无法全面的观赏整片天空，我也仍能清楚的辨析出北斗七星和自己那与天幕中的北斗七星一样醒目的心思。
但这个心思不该属于这个时代。
我清楚安迪·杜弗兰的背景，青年银行家，年轻有为，曾经有个美貌的娇妻，但是好景不长，他在某一天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职业高尔夫球手，也就是她的高尔夫教练格林·昆丁勾结，给他戴上了一顶鲜绿的帽子。于是愤怒地银行家在酒后做出了完全不合乎理智的事情，他用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夫，连开八枪，一人四下。以至于第二天《波特兰太阳报》以斗大的标题怒吼着写道：给他四枪，她也四枪！
实话实说，假如让我对这个监狱里的犯人有什么评价的话，那么我会说，安迪·杜弗兰是为数不多的真正无辜的人。事实上无论是谁，跟安迪学的越久，他就越能相信这个推断，若是让安迪来解决自己老婆出轨的事，连老布都认为相信即使喝了再多的酒，这位前青年银行家都不会去选择那么极端的解决方案。
因为凭借安迪的能耐，他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他老婆净身出户，或者通过经济上的手段令他老婆的情夫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贫如洗。
但我个人的相信并没有什么用，美国错综复杂可操纵性极强的司法程序并非一个小狱警所能伸手，如果说这件事情有什么和我相关的地方，那么一定是——安迪·杜弗兰，他是个曾经有老婆的，不折不扣的直男。
桌面上的陶瓷杯倒映着一个青年狱警的影子，杯子是安迪在那次痛揍博格斯·戴蒙德后安迪送给我的，普通的瓷质，雪白，温润。杯面上狱警的倒影被微微拉长，显示出一种近乎可怕的瘦削。没有肌肉，没有欧美人最爱的壮硕身姿，他的脸色苍白，眸色浅淡，哪怕长着出色的骨相却仍像个青涩的，二十出头的大学生。
莱斯利·霍尔身世平凡，没有才学，一贫如洗。他非此地之人，亦未曾打算久居这里，他渺小若尘埃，那点称得上光芒的优点完全盖不过粗劣腥臭的权势压迫，除却些许最微小的便利之外，莱斯利先生甚至无法给安迪提供任何保护。
如果安迪认同了我的感情并予以回应，以诺顿爱做表面功夫的性格，同性恋的身份一定会让我失业，而在我失业后，这种关系只会给安迪带来更大的灾难和屈辱。
算了吧。我对自己说，趁明星暗淡，泥潭尚浅。
门外响起了老布略有蹒跚的，轻缓的脚步声和铁皮小车那久未上油的轴承吱吱呀呀的声音，粗劣车轮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一把扯下了画纸，不顾充当美纹纸的胶带在粗拙木桌上留下的难看到如同一道疤痕似的印记，将画折了几下，扔进了垃圾桶。
在那之后，课程照常进行，我尽力控制自己的视线不再从讲义飘到安迪身上，不再与他进行知识以外的过多交谈，重新学会了板起脸。
和从前不同的是，我开始逐渐减少去图书馆的次数，避免一不小心就撞上安迪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看书。同事们对我买的劣质咖啡不感兴趣，他们都更乐意回家享受由妻子甚至女儿手磨的，醇香的高档咖啡，于是和我分享冲泡的劣等咖啡的人也变成了当安迪不在时的老布。
老布对此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荣幸，但他仍不敢在莱斯利长官面前放肆的做个普通人，于是图书馆内经常会出现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而他则一边看书一边看咖啡杯的场面，通常在我问“怎么不喝？”的时候老布才会捧起杯子来上那么一口，然后表示：“抱歉长官……我只是还不习惯。”
“终有一天你会习惯的，”我对他说，“你不必一个命令一个动作，Mr.Andrew。”
没有再跟安迪说上哪怕半句经济学之外的话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月，安迪没有对我忽冷忽热的态度有过半句过问，他还是那副谦和里带着点儒雅的样子，这让我在松了口气之余又有些难过。
直到半个月后，安迪将一块雕刻成一只停在树枝上的鸟儿的雕塑递给我时，我才恍然发现自己这半个月过的竟然像梦游一样。
“莱斯利长官，”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哪怕加上了长官的后缀。我望向他，望着他略有些瘦小的身材，棕色的小鹿皮一样光滑柔顺的鬈发，然后听见他说：“我想我们需要谈谈。”
我没敢直视他的眼睛，为了显得自己不像个懦夫一样忽视了他递来雕塑的手。那只握着石头雕塑的手短暂地滞了一下，五指逐渐收拢了，让那双漂亮干净的手被冷硬的石头硌的指节泛白。
那白里透着一丝丝的青。
“没什么可说的，”我听见了自己近乎冷淡的声音，干涩到像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2]：“正好你来了，杜弗兰先生，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敢于和他对视。安迪的视线也很锐利，如果说诺顿的注视只会让人觉得自己被一只贪婪而丑陋的野猪盯上，那么安迪的视线才像是真正的审视，利箭一样的质疑从他的瞳孔深处贯出，几乎要把人钉在虚无的十字架上。
“……”我狼狈的扭过了头，语速飞快，“我将在九月份中旬请上一个月的长假，不管用什么手段，你要在那一个月找到你的新庇护者——博格斯·戴蒙德劣迹斑斑。”
说完，我像是逃一样的窜出了图书馆狭窄的小门。
各位，你们或许不敢相信。在1949年的初春，瘦削而单薄的安迪·杜弗兰先生吓得一个带着警棍的青年狱警落荒而逃——仅仅靠目光。
作者有话要说： 埃纳尔·韦格纳[1]：埃纳尔·韦格纳，另一个名字是莉莉·艾尔伯，世界首名变性人，最后因移植子宫时产生生理排斥而不幸去世，电影《丹麦女孩》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像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2]：
一九二七年春，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
（作者为廖伟棠先生，本诗实为评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三人间的书信集《三诗人书简》所做。）
我们多么草率地成为了孤儿。玛琳娜，
这是我最后一次呼唤你的名字。
大雪落在
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
说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
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
我想象我们的相遇，在一场隆重的死亡背面
（玫瑰的矛盾贯穿了他硕大的心）；
在一九二七年春夜，我们在国境线相遇
因此错过了
这个呼啸着奔向终点的世界。
而今夜，你是舞曲，世界是错误。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百合花盛放
——他以他的死宣告了世纪的终结，
而不是我们尴尬的生存。
为什么我要对你们沉默？
当华尔兹舞曲奏起的时候，我在谢幕。
因为今夜，你是旋转，我是迷失。
当你转换舞伴的时候，我将在世界的留言册上
抹去我的名字。
玛琳娜，国境线的舞会
停止，大雪落向我们各自孤单的命运。
我歌唱了这寒冷的春天，我歌唱了我们的废墟
……然后我又将沉默不语。
我居然能日更。
关于莱斯利看起来束手束脚不太勇敢：这是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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