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烂不烂熟于心我不敢确定，总之我还是以画没画完为借口争取了当天的缓刑，并直到三天后才再次出现在图书馆。
桌上的书由国富论换成了《1867~1912年自治领的经济史概要》，虽然监狱并非不允许罪犯们拥有私人物品，甚至连监狱长诺顿本人都会因为其中的利益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鉴于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不能将私人物品带出囚室。
那张破桌子上除了书就是各种各样的草稿纸。安迪的字很漂亮，是那种干净利落的好看，见字如见人，我猜他之前在银行一定是令那些底层员工又敬又畏的角色。
这回轮到我悄无声息的进来又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了，但令人懊恼的是安迪的警惕心显然比我强很多，以至于我还未能走到他身后，男人就猛地扭过了头。
怎么形容在这一刻他脸上的表情呢。
那大约是混合着警惕，惊惧，还有一丝丝锋利的眼神，狮王的威仪不会令他们的眼瞳中混含着受惊似的惧怕，而猫类的怯懦和柔顺则不会有殊死一搏似的决心，非要说的话，大约像是一只炸起绒毛的幼狮。
“……原来是你，”在看清我的脸后，男人紧绷的背脊才缓慢的放松下来，他停下笔，轻轻揉了下手腕，似乎要以此掩盖他刚才下意识握紧铅笔做出的攻击姿态。
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才又想起来我们的身份差距似的补充了半句称谓：“长官。”
我感觉不太好。
不是因为那句后知后觉的长官，而是因为安迪的眼神。
很难说安迪对我来说是个什么存在，或许他只是我还未泯灭的良知所自我证明的道具，也可能是我实在太清闲之下给自己找的玩伴。我们的关系看似冷淡实则算得上亲近，而要说亲近中间则还有一层厚厚的隔阂，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至少在这座监狱，在我出手保护他的那一刻，他就是我的人。
“姐妹帮还在骚扰你？”我靠在桌子边，把手伸到靠垫上轻轻拍了拍，那只雏鸟最近在长羽毛，活动范围小于这间屋子大于且不限于它的巢，不是用飞的，是用蹦的。听见有人拍他的窝，不知道什么品种的鸟从一摞书后面探了下脑袋，对着我和安迪响亮的叫了一声，在发现我们手中没有虫子也没有喂给他的半生不熟的米粒后，又麻溜利索的钻了回去。
“……”安迪沉默了一下，他把笔搁回桌上，平静的说，“有那么两回，但没什么大事……在我被批准能来这里之后，他们堵到我的概率小了很多。”
但是概率小不等于死心。
姐妹帮是个相当贪婪，尤其在某些并不恰当且尚未合法的爱好上过于执着的群体。除了哈德利，他们甚至敢对许多脾气也称得上好的狱警搔首弄姿，虽然大多数（我不确定具体有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的狱警都不会施舍姐妹帮半个眼神。
我有办法一劳永逸的帮安迪解决姐妹帮的骚扰，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把博格斯·戴蒙德拎着领子用警棍逼到角落，清楚明白的告诉他：“安迪·杜弗兰是我的人”。可这么做的弊端也同样严重，要知道，监狱并不是个口风会有多严的地方，尤其对姐妹帮说“我的人”这句话的可延伸意思太多了，而在1948年，同性恋还未合法。
如果我这么说了，如果这件事被更多的人，甚至诺顿知道，我很可能会被以各种借口开除出监狱。而十分不幸的是我现在很需要这份工作——或者说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
我为难的看着安迪，有那么一瞬间深深感受到了自己的懦弱。
“您不必如此，长官。”在长久的沉默中，安迪看着我的眼神逐渐从单纯的看变成了一种讶异的审视，他似乎又明白了什么，片刻之后，眼睛里居然被渲染出了一层薄雾似的淡淡的笑意：“您没有义务对我负责。”
“……”我的伤感被猝不及防的打断，只能换了个无奈的眼神，“我尽力与哈德利重新商量一下轮班。”
他以短暂的停顿略过了我这个提议，将重心放回面前的经济类书籍上：“你打算开始学经济了吗？”
我从鼻腔里呼出一口气，没好气的将手上的厚厚一打——比安迪之前交给我的讲义要稍微薄上那么一点儿的，装订好的纸张和他先前给我的讲义一同丢到他面前，活动了一下这几天熬的发酸的肩胛骨，懒洋洋的说：“当然。”
如果不是准备好，我怎么会亲身上阵，用这个时期的打字机把他的讲义重新打上一遍。
安迪翻了一下我打的那版讲义，相当惊讶的抬了下眉梢，“你又打了一遍？”
“我不能用教授……”我一张口就差点说漏嘴，连忙将差点秃噜出去的话在嘴里重新颠倒了一下语序，解释说：“虽然我没上过大学，但也知道不能直接在教授的讲义手稿上写写画画。”
安迪没说话，他抬起头，用一个我很难读懂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我大约能猜到他这个眼神是因为什么，或许是因为这个‘教授’的称呼，或许是因为这份态度，总之，在这个视人权如粪土的监狱里，我给了他一份尊重。
不管何时何地，尊重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哪怕这份尊重不出于善念，不出于作秀，无关利益更不含有任何驳杂的念头，只是因为知识永远值得尊敬。
所以我轻飘飘的，就像他岔过我的提议一样把这个议题略了过去，拿起讲义端端正正的坐在他对面：“你要开始讲课了吗？”
安迪收回视线，男人在这段时间被监狱内的各种活计磨得有些粗粝的手轻轻抚过他自己手稿上的字迹，然后抬起头说：“当然。”
如果这是在外界，或许很难想象，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家孜孜不倦的给一个初中学历，甚至很多名词都无法理解意思的狱警去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段时间正赶上美国梦大潮，如果安迪还没入狱，他放出要讲课的消息可能有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排着队来听。
但在这里，面对一个经济理论基础为零的学生，他却不得不耐下性子，从最基本的名词解释开始讲。哪怕国富论已经足够基础，但实话实说，令我跟上他思路的并不是我对金融的理解力，而是我高中时期学过的，为数不多的经济知识。
更倒霉的是欧美的经济体制和我熟悉的故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一些想法和理解在这个国家近乎天方夜谭，就连安迪也经常会匪夷所思的看着我，用眼神发出“你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询问。
我无法诉说自己的芯子似乎不太对劲和我那根红苗正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只能无数次带着心虚移开视线，等着安迪叹上一口气，再从最基本的部分给我讲起。
“……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日益上升的收入和利润，通过金融系统产生了新的储蓄潮。20 世纪 20 年代，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命运反映了它们获得新资金资源的能力，以使其能应付不断变动的贷款需求。一些具有灵活性和善于创新的企业增长得非常快，而那些与没落部门相关的企业日益萎缩。”安迪说到这里，稍微顿了一下，补充道：“那时是黄金时代，现在也是。”
我百无聊赖的看着他，安迪的身材并不高大，甚至比我要矮上半个头，他的制服也没有狱警的制服那么鲜亮整洁，但是那件被洗到褪色的薄牛仔工装穿在他身上却有一股悠闲地慵懒，淡蓝色像是窗户外同样被云洗的褪色的天一样温柔。在某些时刻，安迪这个人比他讲的课更令我感兴趣，“你是在鼓励我去创新开企业吗？”
安迪望着我，用哪种很一言难尽的表情轻轻嚅动了一下嘴唇，我猜他是想吐槽什么，于是大发慈悲的表示：“没事，你说吧。”
他眨了下眼睛，欧美人种颜色浅淡的睫毛轻轻扫了一下。我手打的那份讲义还摊开在桌子上，上边被用各色笔迹以我的习惯分别画出了重点和记录安迪讲解中比较有干货的部分，讲义的一角用烟灰缸压着，在听课的时候抽烟这种事情我当然不会干，所以烟灰缸干净的纤尘不染，反倒是因为它沉重的钢铁质地常常被拿来做镇纸用。
烟灰缸镇纸下方是安迪为我出的卷子，如果我是个在战场上的士兵，而这张卷子就是我的战场，那么从这粗粝的素描纸张上满眼的鲜红来看，我一定是溃不成军，被杀到片甲不留。
大概安迪当年接触的金融精英实在有些太多，他沉默了很久之后才缓缓的说，“我可以帮你。”
……我有理由怀疑他最开始想说的话是“我怕你赔的底裤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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